来源:36Kr。

无论如何,决定患者生死的“救命药”不应被视为利益交换的工具。这是一个社会的红线,也是法律和道德需要共同守护的底线。
文|穆青
医疗反腐力度空前。
一场全国性的医疗反腐运动正在进行。
7月28日,纪检监察机关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协调动员部署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整治医疗领域腐败问题,使反腐再上新台阶。
与以往的医疗反腐不同,这次的医疗反腐注重三个“全”——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人员,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抓。其深度、广度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近年来,在医药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医院院长和秘书成为“紧盯”的对象,尤其是今年以来,反腐风暴愈演愈烈。
由于医药的职业壁垒很强,医院的关键少数在购销选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把手”腐败成为典型特征。在持续高压打击的形势下,医院大量“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人员落马。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50多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是去年的两倍多。
从这些被查处的医疗系统官员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是腐败高发的岗位。高职位和权力使他们成为腐败的关键环节。
这些院长秘书利用职务之便,在员工招聘、医疗设备、药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们的受贿金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有的甚至达到几千万元。甚至有一些基层医院的书记、院长存在“小官大贪”的现象。
除了医院,这次集中整治明确指向药品领域的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关键环节和“关键少数”。因此,医药企业成为反腐的“风暴眼”,也是整治的重点。
仅7月份,已有两家上市药企实际控制人被调查。7月1日,医疗信息化龙头卫宁健康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伟因涉嫌受贿罪被广东茂名监委调查拘留。7月29日,科创板生物制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范因涉嫌职务犯罪被上海市监委拘留并立案侦查。
随着医疗反腐风暴的发展,不仅医药代表团体忧心忡忡,国内一些学会原定于近期召开的相关学科学术会议也纷纷发出通知宣布推迟。
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以来短短几天内,至少有10场即将召开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和论坛被推迟,涉及多个省市的医学会,包括中华医学会。另外,最近有些课和培训班延期了。
虽然会议延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业界大多认为与此次反腐行动有关。在医疗反腐的敏感时期,“避风头”“不当显眼包装”似乎已经成为很多社团和参与者的共识,尤其是药企支持的学术会议,更需要“庇护”。

花式贿赂大行其道。
医疗腐败是众所周知的情况,商业贿赂是医药行业“公开的秘密”。但是,很难清晰地描述医疗腐败是如何在医疗采购和营销这一复杂领域完成的。
随着财务和合规制度的快速发展,以及监管部门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一些药企开始采取更加隐蔽复杂的手段,为自己的行贿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企业以赞助科研经费、学术会议费等名义输送非法利益;有的在药品购销中向医院工作人员支付回扣,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一些药企为了规避法律,以赞助科研经费、赞助学术会议为名,与医生“套近乎”,搞利益交换。通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培训会议,医生可以以“讲课费”或“培训费”的名义获得一笔可观的费用。在这些报酬中,隐藏着一条商业贿赂的利益链。
据媒体报道,这种“小型学术会议”已经泛滥到医药代表每天都需要找各种无关人员代替参会者的地步。宏观来看,“学术营销费用”一直是药企的重要费用。根据一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其市场开发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推广会议费。区域推广会场平均出席人数36至43人,平均费用高达7.67万至9.49万。
早在2021年,财政部就公布了对19家药企的行政处罚结果,包括恒瑞药业、步长制药、赛诺菲等国内外知名药企。其中,恒瑞医药主要涉及虚构费用,包括报销专家讲课费、评审费、主持费等。2018年公司未发生的机票费用。
于是,业内很多医学专业人士都达成共识,这种学术会议叫学术会议,其实是为了圈钱。
药品耗材“返利”销售是业内普遍公开的秘密,隐藏的利益链条错综复杂。药物、医疗仪器或设备等。,从入驻到推广销售都需要“上下”。利益链一旦建立,就开始无休止的运转。
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医院。另一方面,高额回扣也让供应商和代理商直呼“不够养活”。根据曝光的案例,一台进口价1500万元的医疗器械直线加速器被医院以3520万元买走,中间的回扣竟然被医院院长吃了1600万元。
默认的游戏规则形成后,身处其中的人被利益牢牢束缚,直到外力打破。
此轮反腐风暴过后,全国多家三甲医院发文要求医生上报近五年来的讲课费和学术会议费,并对其进行“调查”。药企也开始采取应对措施。近日,某医药公司发布医药代表参观工作组提醒,称“代表不得前往医院,所有参观改为校外参观.....并确保遵守情况视察”。

如何防范医疗经济腐败
事实上,医疗腐败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敢宣称完全没有医疗腐败,就像没有哪个国家敢宣称完全没有腐败一样。而且,医疗腐败还伴随着其他系统性腐败。一个国家的医疗腐败与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正相关。所以,整治医疗腐败是整个社会整治腐败的一部分。
以医疗回扣为例,它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外的一些治理经验可以借鉴。
以美国为例,医疗回扣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一些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给医生钱,让他们为病人使用他们的产品。20世纪70年代,一些实验室和影像中心也加入了回扣队伍。不仅造成了不良的市场竞争,还催生了过度检查和治疗。
鉴于医疗回扣愈演愈烈的趋势,由美国众议院议员皮特·斯塔克(Pete Stark)撰写并于1989年通过的《医师自荐法》(Physician Self-recommendation Act),又称《斯塔克法案》(Stark Act),禁止医生向患者推荐与自己和家人有经济关系的机构。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也于1972年通过了《反回扣法》,将接受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的回扣定为犯罪。
为防止条例成为一纸空文,美国实行“举报者”保护。为了保护举报人,避免他揭露真相后面临的风险,美国于1863年通过了《虚假索赔法案》。法律鼓励知情人向联邦政府举报公司和机构的作弊行为,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作为奖励。美国有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在咨询举报人和律师后,律师事务所向政府报告,提交证据并配合调查,以确保举报人在整个过程中的保密性。标志性案例有30亿美元的葛兰素史克案,23亿美元的辉瑞案,4亿美元的达维塔案(达维塔,美国最大的透析服务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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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决定买什么药的是医生,但是病人和医保买单,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道德和社会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医患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方面,医院所谓的“大咖”在畸形的医疗市场上被利益俘虏,收受巨额贿赂,而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却不得不面对看病太贵,药太贵,甚至一场病掏空一生积蓄的窘境。
医疗反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涉及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价格监管、医保支付方式、医院运行机制、医务人员待遇、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只有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营造清洁健康的医疗环境,才能让医疗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让患者享受到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
无论如何,决定患者生死的“救命药”不应被视为利益交换的工具。这是一个社会的红线,也是法律和道德需要共同守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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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反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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