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水门控制法，王景水门法

陈静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期，黄河泛滥频繁。据记载，西汉末年的50年间，黄河每7年泛滥一次。这一时期最大的突破口发生在王莽开国第三年(公元11年)。据《汪涵莽传》记载，这一年“魏郡治河，泛清河以东数郡”。黄河在魏县(今河南省东北部)决口，向东改道，从山东利津县入海，造成清河以东几个县洪水泛滥。

由于决口没有及时封堵，黄河决口引发的河灾愈演愈烈。东汉初年，黄河、汴水、吉水相互泛滥，连成一片。洪水冲淤了河流，淹没了农村，遭受了许多灾难。然而，光武帝刘秀放弃了对黄河的管理权，因为黄河正处于战后恢复时期。汉明帝年间，汴水继续向东泛滥，灾情范围进一步扩大。原来的堤防已经被淹，名存实亡。兖州、禹州(今河南东南、山东西南、安徽淮河以北)水患。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武帝终于决定开始治水，东汉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主持治河。

王靖年轻时博览群书，所以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尤其擅长水利建设。永平初年，王靖因治水有方，被推荐疏浚均益渠(关于汴渠开封段)，提出“汊流法”。史料中关于“支流法”的详细记载并不多，后人对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大概就是设置一个水位可控的滚动堰，控制河道内的水位，兼顾蓄泄，保护河道和大坝的安全。使用这种方法后，“水不再有害”，效果显著。

汉明帝在派王景治水之前召见了他，向他询问治水方略。王景回应得很精彩，汉明帝很满意。那年夏天，王靖带领几十万军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史记》中对王景治水的记载比较简略。据《后汉书·王景故事》和《后汉书·明帝故事》中的相关记载，王景在防洪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筑堤，即修筑黄河大堤，“从荥阳(今河南荥阳)至乾城(今山东高青县)东海口”一千多里；二是管渠，就是管渠。在仔细勘察了边渠的地形后，王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挖山、清河石、削弯取直、筑堤、疏通堵塞河段等。

王景筑堤疏渠后，“隔十里立一水门”，使水流回旋倾泻，再无决口之虞。有人认为这是王晶治水成功的关键。但由于相关史料记载过于简略，对于“每隔十里建一水门”的具体操作，众说纷纭。主要有三个观点。一个是在黄河岸边每隔十里建一个水闸。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学者魏源。他认为当时黄河有双堤，相当于明朝潘继勋的连续堤和远堤。水闸建在堤上，洪水从水闸溢出，携带的泥沙沉淀在两堤之间，淤积淤泥，固结河滩。澄清的河水流回河道，刷过河床。二是在支渠上每隔十里竖立一个水闸。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现代水利专家李仪祉。他认为水闸应该建在黄河边上。黄河上涨，浑水流入河中，河水也上涨。然后河里的水从水闸流入黄河，在河的两岸之间，泥沙沉积在里面。落水时，沉淀后的清水从水闸注入河道。这样，支渠中的水就不会过高而危害堤防，支渠底部也不会因清水的注入而淤塞，河道与支渠之间的地势也不会因泥沙的不断堆积而逐日增高；第三，认为应在引黄通道入口处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水闸。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现代水利专家吴桐菊。他认为通往边渠的黄河右岸应该有两个水闸，间距十里，两个水闸交替开关，以防不测。当代学者姚汉元先生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应该在河流的分支和支流处建造多个通道门。这种解释是符合史实的，即当时河渠分流处的主要问题是河水泛滥，侵占了经济和支流。每隔十里修建大部分水闸，可以把黄河的自然泛滥变成有控制的分流，既可以避免洪涝灾害，又可以畅通河道。其次，多进水口更适合黄河的特点，保证了引水。第三，在工程量上比前两种说法更小，更容易实现，所以这个解释是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

整个工程耗时一年，第二年夏天完工。汉明帝亲自巡视运河沿岸后，对工程大加赞赏，并上书恢复西汉旧制度，在黄河沿岸各县、国设立负责管理河岸的机构和官员，确保黄河安全畅通。王晶的官职也得到了提升，这让他名声大噪。

王靖治河后，从东汉到唐朝的800年间，黄河决口次数明显减少。后人赞其为“晋唐五代之成，千年无罪。”虽然这一时期黄河安全流的原因很多，但王荆河的工程防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是济南中国文化学院(济南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