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4个小时的调查，第二天凌晨，何先生走出了派出所。他感到胸闷、无力、呼吸不畅，“心情沉重”。
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直接去了医院的急诊部。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没病，但是“心”真的不舒服。
从凌晨1点到5点，在等待检查报告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嘈杂的楼道里，用手机写了6000多字，讲述自己在地铁里被“陷害”的故事。两天时间，这篇发布在网上的长文阅读量近2000万。
这是今年6月的一天。当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时，何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几经周折，事发两个多月后，8月25日，何先生收到了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该法院已受理他与涉案女乘客的“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我的诉求是对方公开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接下来，就交给法律吧。”
▲何先生第一次面对媒体的镜头，饭后坐地铁。他被“陷害”并被拍照。
8月27日，红星新闻记者见到了何先生，这是他在事发后第一次面对镜头。这一天，他穿着事发当天穿的衣服:衬衫、牛仔裤和那双被指责为偷拍的“反光运动鞋”。他至今想不通，为什么会因为他的服装而被认为是偷拍。
今年6月12日，他的一篇长篇自述传遍网络。文章讲述了他在地铁上被怀疑偷拍有鞋面的女乘客，被要求当众脱掉鞋袜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被带出车厢，单脚站在人来人往的扶梯口，吸引观众的目光。
那是一个他不想回忆的夜晚，直到现在，他都不想再看那份自述——他害怕再次被拖入那个环境，让他感到压抑。
6月11日，如果没有那晚地铁上的那一幕，他会很开心。那一天，他在清晨爬上龙泉山，看日出。晚上还和高中同学一起吃了饭。吃完饭回公司宿舍的地铁上，发生了一件意外。
▲被质疑偷拍的鞋子图片据采访对象介绍，列车到达成都地铁南站时，一名女子大喊“你在偷拍吗？”被指控偷拍的工具是他脚上的那双鞋。当时这双鞋被指“开绿灯”，像照相机一样。随后，列车安全员听到声音，何先生被要求脱下鞋袜，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抬下列车。
之后，他被要求在乘客上下车的扶梯口靠墙单脚站立半个多小时，等待警察的到来。随后，双方被带到派出所询问调查，直到第二天凌晨。
何先生说，在这期间，他很少为自己辩护。即使对方坚持说自己的鞋子有“绿灯”，自己有摄像头，他也很克制，等对方说完。最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他被证明是无辜的。对方依依不舍地说了声“对不起”后，他才筋疲力尽地离开。
8月2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警方获悉，警方检查后发现，何先生鞋内并无隐藏的偷拍器材，不存在偷拍的违法行为。后来何先生起诉，他们也根据法律规定获取了当事人的信息。
“诬陷”成本太低，他想要回自己的清白。
出了派出所，何先生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直接去了医院急诊科。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没病，但是“心”真的不舒服。
他需要解脱，在车厢里寻找目击者。有写作习惯的他选择在网上恢复。“让大家知道遇到这种事是什么感受。”
发表长文的微博账号是新注册的，个人信息已经隐去，但意外的近2000万的阅读量也让他有点害怕。评论有好有坏，有人说他在炒作。
何先生害怕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暴力、抑郁无法工作，当天就向公司领导请假。“总经理说支持我，公司也支持我。”他不敢回宿舍，就一个人出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酒店。
▲8月27日，事发时何先生正在穿鞋，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媒体采访并留言。他在酒店里抱着电脑看网友留下的留言。他坦言，在无法和周围人说话的那段时间里，陌生人的善意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何先生说，在派出所，其中一名女子已经向他道歉，而另一名女子拒绝道歉。但是，道歉的态度和语气让他觉得敷衍了事。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也没为难谁，但就因为对方说了一句“绿灯一闪”“我怕偷”就被要求在车上所有乘客面前脱鞋，被抬下地铁，被众人围观，被警察拍照，带进询问室...
“如果他们怀疑别人，我会证明自己，但怀疑别人和证明自己的精力成本完全不同。”他认为取景成本太低。何先生明白，派出所不能因为这样的判刑就给对方实质性的处罚。
▲同车厢乘客证人证言据被告法院介绍，该案已作为“一般人格权纠纷”立案
走出派出所后，何先生决定起诉维权，想要回自己的清白，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他认为这是个人尊严的斗争。
开始维权后，何先生发现，这个案子不仅和自己有关，还和“很多人”有关。他说，在他的故事被公布后，至少有五名涉嫌在地铁上偷拍照片的人与他联系(他们后来都被警方清除)。他们互相倾诉，想一起维权。“我们不能闭上眼睛或捂住耳朵说‘不存在’。”
他也想起了自己上过热搜的类似事件。他认为，如果这些事件当时有定性或者有结果，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就有了一个准则。“因为之前的都没了，我们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
“维权也要一个结果，一个答案。”他认为还是需要一点“真实”。谁对谁错，要有一个定性，而不仅仅是一个调解。
但最终，决定维权的5个人相继放弃，最后一个坚持下来的，也因为拿不到立案的证据，于近日放弃了。“他有一次问我要不要坚持下去。我给的建议是，我得自己衡量，因为我的维权也很困难，要耗费很多精力。”
▲有类似经历的人联系何先生。据被采访人何先生介绍，这个官司的律师费要花掉他一个月的工资，他还要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工作一边起诉。“派出所在南边，律师事务所在北边，地铁公司在东边。”他经常要用很多方法跑。由于公众关注度较高，愿意接手此案的律师较少，立案程序较为复杂。期间经历了“没有证据可以立案，没有立案就没有证据可以取证”的尴尬局面，案件因为管辖权异议被退回补充证据。后来，两名同车乘客联系他，为他作证，并提供了书面证人证词，最近由法院立案。
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显示，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已受理何先生诉两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在何先生的起诉上诉中，要求对方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何先生说，他只是想让对方赔偿1元钱的钱，后来他按照正常金额进行了理赔。
对于何先生的起诉，四川尚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何先生在整个维权过程中一直非常克制和冷静。他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而是走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个人支持何先生维权。他认为这种权利保护不是多余的，也不是激进的。类似的情况，应该像何先生一样，通过正当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据律师介绍，何先生维权不仅仅是因为“诬陷”，而是因为误解他人的一方没有就误解真诚道歉。“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当误解得到澄清后，错误的一方应真诚道歉，以取得被侵权人的谅解，否则，应以合法的方式让相关人员了解界限。
▲受理案件通知书据被调查人说，“真正胜诉的那一天，他们会摘下面具。”
何先生认为，对方必须认识到自己错了，站出来觉得自己做错了，然后道歉。如果他不觉得有错，“他只是因为别人的要求或者法律的要求才道歉”，作为当事人他是不能接受的。
何先生是四川南充仪陇人。他说，他家乡的人不会太关注网络事件，即使知道，也不会知道当事人是自己的家人。为了不让家人和朋友担心，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想到那天一起吃饭的同学可能通过新闻报道认为是他。但他没有说，大家都保持着默契。
这次采访是他第一次面对镜头。他要求戴口罩。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很随便的人。戴口罩说话很不舒服。“直接说话要平静得多...但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这么久。”
什么时候可以摘下口罩？他以为是案子真正胜诉的那一天。
现在，他再也不想坐地铁了。即使上了地铁，他也会先摘下眼镜，尽量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坐或站。要看手机，“就直挺挺地看着，不敢站起来。”他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为了抚平心中的创伤，何先生说自己做了很多努力。除了告诉人们和从网民那里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依靠他自己。
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依然强大。经历了这件事，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强，“一点一点长大。”至于这样的伤口能愈合多久？只是更好。我想等官司打完我会好很多。他也知道“时间是良药”，然后他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考试和工作上。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镜头跟着何先生，他突然转身笑着说:“要不要这种走向光明的感觉……”
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天空特别蓝。那一刻，他只是从房子的“黑暗”处走到了“阳光”处。
红星新闻记者张玲摄影记者秦王
编辑余曼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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