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通过节能减排优化效率等绿色运营减排6326

“我计算过，根据中国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公布的碳中和量，他们对碳汇的需求远远超过中国碳汇的实际所有权。”生态环境部下属机构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商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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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中国企业宣布设定或实现“碳中和”目标时，出乎意料的是，质疑比掌声更早到来。

据《中国商业新闻》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来，互联网、金融、制造等领域的10多家领先公司披露了其碳中和行动报告。其中，“运营碳中和”和“供应链碳中和”是两个更常见的概念。前者的目标通常设定在2030年之前，许多公司甚至宣布去年“首次”实现了“运营碳中和”的目标，而后者的时间跨度更长。

正是他们发布的报告让这些公司陷入了争议。业内人士发现，这些企业可以实现“碳中和运营”，而不是节能减排或可再生能源替代，而是购买大量碳汇进行碳抵消。具体到碳汇的具体抵消比例，有些企业不公开，有些企业近一半或以上。

对于这种情况，支持者认为，全社会仍处于减碳共识的早期阶段，上游能源电力行业尚未完成碳峰值，因此企业购买碳汇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购买碳汇也有助于减碳，应鼓励；反对者认为，企业不注重节能和清洁能源替代，而是花很少的钱购买碳汇，以赢得第一个减碳的良好声誉，因此，这些企业有“漂绿”的嫌疑。如果这种行为扩大，不仅会损害一些决心减碳的企业的信心，而且很容易让社会低估减碳的压力。

但上述不同意见仍有共识，即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我计算过，根据中国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公布的碳中和量，他们对碳汇的需求远远超过中国碳汇的实际所有权。因此，这个计划在未来一定是不可行的。”生态环境部下属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告诉《中国商业新闻》。

被质疑购买碳权过多

最近因碳中和报告引起争议的案例并不少见。

以某金融科技企业为例，报告称，2022年通过节能减排、优化效率等绿色运营减排6326.86吨，用可再生能源代替碳排放18764.27吨。实施这些措施后，公司自身运营(范围一、二)碳排放量为21087.93吨，通过购买足够的验证碳标准（VCS）核证碳指标（VCU）抵消，实现运行排放碳中和。

范博，新经济学家智库研究员，研究了许多类似的案例。他认为购买过多的碳权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在上述情况下，公司减少了25091.13吨碳排放，购买的碳排放量达到21087.93吨，说明碳排放量超过45%。结合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约53元/吨，而国内VCU价格通常低于此价格，这意味着其抵消碳排放的成本可能不到200万元。当然，这个数字只计算碳抵消部分，计算了公司实现的减排绩效成本。

范波告诉《中国商业新闻》，国际和国内对企业通过购买碳权来抵消碳排放有严格的规定。这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精力减少一、二、三的净排放，避免因大量依赖碳抵消而陷入“漂浮绿色”纠纷。

例如，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认证的自愿减排（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2020年，提出了一份转型金融框架白皮书《可信绿色转型融资》，定义了可信转型金融活动的五个原则，其中第三个原则是“不计入碳抵消”。

当然，这些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当前的案例。

友绿智库创始人、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低碳健康房地产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俊鹏告诉《中国商业新闻》，生态环境部规定的CCER抵消比例不超过碳配额的5%，针对强制控制行业和企业。对于无排放控制要求和企业自发减排的情况，抵消比例没有限制。

“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应该鼓励和引导企业以更好的方式实现碳中和。毕竟，仍然有少数企业能够真正把碳中和放在战略层面上。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率先树立榜样的精神，鼓励这种付出真金白银的态度。其次，有关单位应当首先做好责任和界限的识别，明确含碳、碳运行等碳排放的权利和责任，划定企业的范围，以便进行会计核算。"黄俊鹏说。

以施工领域为例，黄俊鹏表示，隐含碳不同于运行碳。运行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建成后运行中的化石能耗，如建筑物加热、冷却、通风、照明和电源插头负荷所需的电力和天然气。随着建筑节能改造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运行碳排放可以减少，而隐含碳伴随着建筑的建设已经锁定。目前还不清楚谁应该负责建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责任主体还有待明确。这也客观地影响了建筑企业参与减碳的积极性。

企业还能做什么？

除了购买碳汇抵消、节能减排优化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品外，这两种减碳方法也经常出现在企业的碳中和报告中。然而，这两点经常受到行业批评，企业没有完全实施，但希望通过购买相对较低的碳汇来实现减碳。

黄俊鹏不同意。“企业通常不会优先考虑购买碳汇减碳。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碳中和目标而购买碳外汇是一件低成本效益的事情，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只能获得声誉，没有其他物质激励或效益提高。而且每年都要重新购买碳中和，相当于一次又一次的额外支出。如果企业下定决心实现碳中和，他们将优先考虑这笔钱来改变自己。如果剩余的碳量不能减少，这可能表明目前没有减少的地方。此时，社会不应该对企业（无助的购买碳汇款行为）挑剔。”

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中诚信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告诉《中国商业新闻》，如果企业有条件优化生产技术，节约能耗，自然是首选。如果企业没有这种情况，他们只能通过购买外部减排配额来合作，他们也应该受到鼓励。”就像学生学习一样，有些人可以在课堂上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人必须花钱请导师辅导，同样的方式。”

马险峰表示，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能力依靠自身实现碳中和。比如对于一个办公面积小的企业来说，即使想铺屋顶光伏，也没有地方买碳汇是比较合适的抵消手段。因此，对于率先提出减碳目标的企业，应根据自身优势，掌握减碳节奏，量力而行。假如操之过急，那么减碳的成本可能会很高，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也有人提出了更多的期待。“与互联网、金融、建筑等领域的龙头企业相似，它们正是许多行业上下游的连接点，涉及到许多消费部门和制造部门。它们能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在减排方面，这些高科技企业不需要购买非常便宜的碳汇来减碳。我们认为，这些企业应该真正赋能社会低碳转型技术，采取实质性行动，而不仅仅是喊口号做秀。上述研究人员表示。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